我与中山装
发布日期:2013-12-24 11:52:08浏览量:1527来源:

中山装,是一个社会的一种历史,一种文化,一种生活,中山装,也是一个家庭的一种心路,一种记录,一种甘苦。对于中山装,我几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它,它承载了我很多的希望与欢喜,也承载了我很多的悲伤与愁苦。

  小时候,只有父亲才有资格穿中山装,因为父亲要上班。在我老家的那一带,父亲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人,匀匀的、高高的个子,一米七十六公分,梳一头四六分的整齐的头发,能识字,能记账,能写毛笔字,能打一手好算盘,冬天了,脖子里还围上一条上海产的毛围巾。那时候,刚解放,进入新中国才十来年,在潮州城里,还流行着传统的唐装和大裤腰裤,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小商小贩,都穿着粗布的唐装和黑色的大腰裤,理着一个短短的小平头,父亲就显得很鹤立鸡群了。

  我很羡慕父亲的中山装,穿起来显得精神、文明、儒雅,还有那一双经常打鞋油的黑皮鞋,皮鞋里面是白袜子。父亲很喜欢米黄色,他的中山装都是米黄色卡叽布做的,有浅米黄色,深米黄色,还有与发洪水的韩江水颜色差不多的溪水色。

  其实,那时候整个社会物质是很紧张的,生活也很困难,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就只好穿哥哥退下来的衣服,用哥哥退下来的书包了。童年最祈盼的日子呵,就是过年了。过年的前一阵子,父亲就会和母亲商量,给我们小孩子做新衣服。我的第一件中山装,就是在过年的前夕做下的,同安里的小伙伴们,就是我第一个穿上中山装。

  我知道,父亲对我是最疼惜的,我的哥哥和姐姐,读的都是家里附近的义安路小学,到我读书的时候,父亲带着我,穿过半个潮州城,远远地来到了位于潮州城南的城南小学,那时城南小学是潮州最好的小学,报读城南小学是要考试的,识字、计算、体格,父亲希望我,在这个潮州最好的小学读好书,有出息。长大后,我才知道,城南小学真的是了不起,中国的散文大家碧野,中国的俗文学研究开山宗师薛汕,中国第一个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梅益,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副主席陈翘,广东省的老省长卢瑞华……都是从这个小学毕业的。我对父亲的关爱,也就有了一份深深的感受。

  童年的中山装真是给我留下了挥抹不去的记忆。春节前的一个月,是潮州裁缝最忙的季节,母亲和姐姐带我从开元后巷头的百货大楼买回了几尺天蓝色的卡叽布,下过水,又带我来到了同安里6号楼下的裁缝家。同安里有二家裁缝,都是住在6号的洋楼里,一家住在一楼,一家在二楼。40多年前,同安里在潮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1号住着西医内科医师谢承祖,谢承祖是潮州人民医院的业务院长,市政协的副主席,3号住着邮电局的局长黑玉山,那年月,神秘的邮电局几乎是一个军事管制的单位,4号住着公安局长孙永泰,和总工会主席李发生,5号住着基督教城中堂的牧师郭学道,郭学道是南京神学院的高材生,6号还住着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的陈亿琇,陈亿琇和林玉峦是大文豪秦牧的妹夫和妹妹,21号住着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黄寒水,黄寒水留学前毕业于美国人在广州开办的教会学校岭南大学,我的祖屋是同安里23号,祖上是出过清末的秀才的。

  同安里的人家大多是书香人家,40多年前,高校特别少,高考特别难,但是1号、5号、21号、23号出了很多大学生,我的几个堂叔、堂姑、堂兄、堂姐、哥哥,都考上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大学。

  布送到裁缝的手里,我就天天等着穿新衣服。天蓝色的颜色做衣服其实不好看,在潮州,我们把天蓝色叫做“北京蓝”,为什么叫“北京蓝”?可能跟刚解放不久的政治气候有关,不是有一支歌这样唱嘛:“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北京的天就是最晴朗的天,晴朗的天万里无云,碧空如洗,一望无际,一片蔚蓝。我们又把这种“北京蓝”叫做“客蓝”,因为,潮州北边的客家人喜欢穿这种浅浅的蓝颜色,“北京蓝”耐脏,耐洗,太阳久晒之下不会褪颜色,衣服穿旧了颜色还像新的一样。

  腊月二十九中山装终于缝好了。拿着6号裁缝给我缝的中山装,我那份高兴的心情喔,我在同安里的巷道里跑,嘴里伊伊哇哇地唱着。父亲和母亲松了一口气,过年孩子终于有新衣服穿了,比我大9岁的姐姐也好高兴,过年弟弟穿新衣了。父亲比我还高兴,初一、初二、和初三,他带着我到亲戚家,一家一家拜年去。

  但是,在同安里,穿中山装的人并不多,谢承祖穿的是深蓝的中山装,郭学道穿的是银灰色的中山装,陈亿琇穿的是暗黄色的中山装,黄寒水穿的是土蓝色的中山装,父亲穿的是米黄色的中山装,我穿的是天蓝色的中山装;哥哥穿的是青年装,黑玉山、孙永泰、李发生穿的是干部装,还有一些人穿着工人装,那是用一种叫做坚固呢的布料做的制式的工装,更多的人穿的是唐装。唐装,唐装,当年是因袭传统的一种表现,想不到,现在,你却是一种时髦的上装,你那种手工纳做的布鞋,那种大裤腰的“合裤”,又到哪里去了?

  童年的中山装带给我很多温暖的回忆,但是,父亲的中山装却带给我很多忧愁和苦涩。

  一九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年,由于大哥生病和去世了,二哥在广州上大学,经济是越来越困难了,家里的很多东西都卖光、典当了,只剩下父亲几套还颇像模样的中山装。父亲在房子里踱着步,打开衣橱的两扇门,又合上,打开来,又合上,终于还是从里面取出了一套折得整整齐齐的中山装,用报纸包好了,交给母亲去典当。

  我还不大晓得父亲那时的心情,母亲牵着我,到西马路22号庄厝后门隔壁的旧衣店,又到太平路分司后巷巷口的成衣店,就是想典出一个好价钱。我看着母亲在柜台外细声细气地讨价,看着估衣人把衣服打开,仔细看了,又粗粗迭好,推回来,我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就可以把价钱压低了。

  刚开始,母亲还能牵着我,去把父亲的中山装赎回来,后来,家里再也没有赎回来的能力了,父亲的中山装,就一套一套从衣橱里拿出来,交给母亲悄悄去典卖了。我曾经好几次在放学后,跑到分司后巷巷口的成衣店,看到父亲还很崭新的中山装,被他们用衣架高高地挂在墙上,标着价钱在出卖。

  年轻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郎才女貌,现在,家庭的变故,生活的重担,却压得他们夜寝无声,压得体面倜傥的父亲,和知书达理的母亲,只能靠变卖衣物来支撑家用,维持家庭了。父亲,母亲,不知道那时候,你们是一种怎样难过的心情。

  后来,我一天天长大了,有十岁、十一、二岁的样子了,艰难持家的母亲,就把典卖父亲中山装这件羞于见人的难差事,交给我这个还不懂事理的小孩子。

  捧着用报纸包着的父亲的中山装,我凄惶地走在西马路、太平路,看着报纸里父亲的中山装越来越旧了,估卖出的价钱也越来越少了,我真不知道如何面对等钱买米的母亲。终于,父亲没有了换洗的中山装了,我的那套天蓝色的中山装,也不知道那里去了。

  后来,日子慢慢地好了。

  1993年,太太给我买来了一块高级的深蓝色毛羽衣料。这使我想起了我童年的中山装,想起了我父亲的中山装。我同太太商量,这衣料就做一套高档的漂亮的中山装。我们一起找到了西马路56号小洋楼里陈厝的四儿子陈瑞鸿,请他给我做一套中山装。陈厝是潮州城里有名的裁缝世家,陈瑞鸿是潮州城里最有名的裁缝之一。现在,这套深蓝色纯毛羽衣料做面,粉蓝色软缎夹里的笔挺的中山装,就藏在我的衣橱里,也藏在我的记忆里,它和我童年天蓝色的中山装,和我父亲米黄色的中山装,会永远永远地藏下去。